2022622日,博彩平台-十大博彩平台 举办“多学科视野下的大学史研究:中国公学与南开大学”青年学者沙龙,主讲人为南京师范大学严海建教授、苏州大学金国副教授。上海社科院蒋宝麟副研究员、上海大学韩戍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刘齐副教授、苏州大学黄启兵教授、唐斌教授担任评议人。沙龙开幕式由苏州大学曹永国教授主持,研讨环节由唐斌教授主持。

在主题报告环节,严海建教授以“方法论的审视:中国公学的历史书写”为题,从大学史个案研究的价值、大学史研究的时间序列、跨学科理解的可能和限度等方面进行阐述。他指出不同学科对于个案研究价值的理解是有差别的。社会科学追求个案研究的典型性,而历史学务求“不共相”。而关于个案与整体历史的联接,他认为任何具有普世性质的问题必定会在所涉及的个案中在某一层面以其本身内在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的方式被提出来。在述及大学史研究的时间序列时,严海建亦比较了不同学科的差异性。历史学强调应该顺着时间之流往前看,尽可能“去熟悉化”,回到历史现场,而社会科学往往是一种回溯的方式。他以胡适文本产生的中国公学早期历史的歧义为例,阐释回到历史场景以及对于史料语境化解读的重要性。关于跨学科理解的可能和限度问题,他指出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于论史是有帮助的,而对于考史撰史的用处较少。教育学出身者教育学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较优,但史学功底可能相对不足。历史学出身者史料掌握和方法路径较熟,但教育理论可能相对欠缺。二者各有所长,各有侧重,应该取长补短,相互融通。最后,他还强调“疏通致远”的治学取向,针对近代中国大学的研究,要将其置于社会各界各领域的整体脉络之中,大学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的历史作为历史整体的一部分而展开。

金国副教授以“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变革时代的南开大学,政府与社会(1919-1946)”为题,主要从著述缘起、研究视角以及结语等方面进行介绍。关于著述缘起,他指出尽管近年来大学史研究成果丰硕,但涉及私立大学的著作很少。私立大学虽数量众多,但实为弱势群体。研究视角主要包括:一强调私立属性。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教会大学在资源获取、学科设置、府学关系等方面存在差异;二立足于日常办学、组织生存的微观视角;三以学校为中心,聚焦私立大学办学的核心要素——办学自主权与资源获取。在结语部分,金国概述了主要观点:第一,就府学关系而言,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并非成为防止政府过度约束的堡垒,而恰恰相反,政府通过办学资源的再分配,逐渐消解私立大学原本享有的些许办学自主权。南开的办学历程是政府对私立大学的控制不断加强的过程,也是私立大学办学自主权逐渐让步渡的过程;第二,就私立大学争取教育独立的意义来说,私立南开践行了教育独立的“别样之路”,拓展了民国教育界争取教育独立的可能性,丰富了教育独立的意涵;第三,在私立大学与社会关系方面,他强调社会不仅提供办学资源,也影响和限制私立大学的学科设置以及办学模式的选择;第四,就办学者的境遇而言,他指出张伯苓在办学过程中面临着“教育人”与“政治人”的角色困顿与艰难抉择。最后,他总结道:私立南开的生存境遇并非个案,它是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在教育与政治夹缝中生存的时代写照。

在研讨环节,诸位学者围绕报告内容以及大学史研究的相关议题展开评议。蒋宝麟副研究员指出中国公学和南开大学均为私立大学,但从两校的独特校史和内部制度来考察,它们在类型学意义上是截然不同的,处在私立大学光谱的两端。中国公学不同于民国其他私立学校,其没有固定的经费筹集人、学校创办人以及相对稳定的治理团体,因此中国公学的权力体系是非常不稳定的,外部世界的动荡会引发激烈的内部反应,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差。而南开大学是典型的民国私立大学模式,学校的创办人和长期主政者是合一的,而且张伯苓具有很强的领导力,是私立大学中校主色彩最强的一位。他认为两位的著作为大学史研究开创了一条新路,即关注到了例外、非典型类型学意义上的私立大学。最后他分别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关于严海建的著作,他指出1919-1927年间,中国公学的复杂面相还需进一步挖掘;二是关于金国的新书,他建议历史脉络与教育学理论之间的张力须进一步理顺。

韩戍副教授谈及自身在历史学学科领域从事大学史研究的焦虑与困惑,也即在和历史学科其他方向以及教育史对话的时候,如何证明自己研究的合法性、正当性和研究意义。他指出历史学的大学史研究已经积累了足够的个案,但稍感遗憾的是更多的研究聚焦在简单的政学互动,满足于“精彩”故事的讲述、论证逻辑的严丝合缝,而失去对更大问题或普遍性问题的追问。基于此,他强调今后的历史学的大学史研究应该要改变这种“低头赶路”式的自我重复的现状,转向思考大学史背后更新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支撑。而教育学的大学史研究,他认为存在普遍存在“理论与历史事实”不能完全统一的问题。针对金国的著作,他从理论概括的适切性以及史料档案完善等方面提出建议。

刘齐副教授围绕两本新书,从“有模有样”、“有板有眼”、“有血有肉”以及“有声有色”的大学史研究四个方面层层递进做了细致阐述。第一层“有模有样”的大学史研究,即能够较为清晰明了的呈现大学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内容等;第二层“有板有眼”的大学史研究,即摆脱了传统校史研究的模式,注意到大学的外部关系,诸如学校与政府、政党、政治等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涉及到学校内部管理,比如组织机构、经费、人事等;第三层“有血有肉”的大学史研究,应侧重于细节的考察。鲜活的细微之处的呈现能够帮助人们一窥当时社会的变化;第四层“有声有色”的大学史研究,不仅要探讨大学的办学规律,还要进一步考察每一个鲜活的人物在校史中起到的作用。

黄启兵教授就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研究差异、史实细节等方面谈了简要感想。他指出,学科背景的不同必然导致研究立场的差异。这种差异也体现在历史学与教育学的大学史研究当中。他认为两者的差别不在于研究方法,而在于研究视角、看待问题的方式有所不同。但他同时也强调,教育学者在治史方法上应向历史学者学习。关于两本书中历史细节的把握与呈现,黄启兵教授亦给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建议。最后,黄启兵教授围绕中国公学与南开大学的办学历史,提出了一个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即两校同属私学,有着相似的办学经历,但最终命运殊途,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唐斌教授援引张一兵教授与王金福教授关于“思想构境论”的学术论争,来阐述“同情性理解”对于大学史研究的的重要性。他指出无论是严海建的大学史研究,还是金国的大学史研究,都贯彻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即“同情性的理解”。如何在后现代或者后文本时代,去理解“同情性的理解”倒不是件简单的问题。他强调马哲届的两位著名学者的论争对于青年学者如何理解“同情性理解”,以及从方法论的层面思考大学史的研究是有启示的。

最后,两位报告人对诸位学者提出的问题和建议表示感谢,并一一做了细致的回应。青年学者学术沙龙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文章来源于“大学史研究资讯”公众号《“多学科视野下的大学史研究:中国公学与南开大学”青年学者沙龙会议纪要》